深入分析当时情势，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。当时年仅二十的李世民既无官职也无社会地位，而五十二岁的李渊已是手握重兵的唐国公。从常理推断，李世民不可能越过父亲主导如此重大的决策。实际上，李世民在起兵中扮演的是具体执行者的角色，而李渊才是掌控全局的决策者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此有精辟评价：秦王之勇略，志大而功成，不知高祖慎重之心，持之固，养之深，为能顺天之理，契人之情。这揭示了李渊作为成熟政治家的深谋远虑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不仅李渊的历史形象被扭曲，其长子李建成、四子李元吉的形象同样遭到丑化。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失败者，他们在史书中的记载难免受到胜利者李世民的影响。实际上，李建成绝非史书描绘的昏庸无能之辈，他在唐朝建国过程中同样功不可没。在储位之争中，李建成作为法定太子拥有正统性优势，长期协助李渊处理朝政，掌握部分京城军队。而李世民的优势在于战功显赫，麾下人才济济，但随着天下渐定，这一优势逐渐减弱。
玄武门事变前，双方的较量主要围绕政治资本展开。李建成凭借太子身份拥有更雄厚的政治资源，在朝廷和关中地区影响力远超李世民。虽然李世民网罗了尉迟敬德、房玄龄等能臣，但这些人的调动权理论上仍掌握在李渊手中。史载622年李渊就曾下诏，命李世民将兵权移交李元吉。626年突厥入侵时，李渊又将秦王府将领调归李元吉指挥。可见在常规政治斗争中，李世民实际处于劣势。
太子府同样人才济济：文有著名谏臣魏征，武有薛万均、薛万彻兄弟。唐朝顶尖将领李靖、李勣则保持中立，他们最终要听命于李渊。这些因素决定了李渊的态度才是储位之争的关键，而他选择立李建成为太子已表明立场。在长期政治角力中，李世民始终处于下风，最终不得不铤而走险，发动玄武门之变。这实际上是他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绝望之举，而非优势下的必然选择。
武德九年六月初四（626年7月2日），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十名心腹在长安发动政变，诛杀李建成、李元吉，随后派全副武装的尉迟敬德保护李渊。面对既成事实，考虑到国家初定、其他子嗣年幼，李渊明智地选择退让，将禁军指挥权移交李世民。同年八月，李渊正式禅位。退位后的李渊先居太极宫，贞观三年（629年）迁至规格较低的大安宫。虽然李世民为维护仁孝形象时常请安，但实际待遇颇有落差：他大修九成宫供自己避暑，却让父亲忍受长安酷暑，连监察御史马周都上书劝谏。
晚年的李渊不仅要忍受生活上的冷遇，更承受着精神折磨。他目睹李世民将李建成、李元吉的子嗣全部处决，却无力阻止。清代史学家赵翼感叹：是时高祖尚在帝位，而坐视其孙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，高祖亦危矣！不过，李渊的太上皇生涯也有欣慰时刻。贞观四年（630年）唐军大破东突厥，生擒颉利可汗。在庆功宴上，李渊公开称赞李世民：昔日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；今我子能灭突厥，吾托付得人，复何忧哉！这是父子多年隔阂后首次公开和解，宴会上李渊弹琵琶，李世民伴舞，场面温馨感人。
贞观九年（635年），李世民欲邀李渊同往九成宫避暑遭拒，遂下令修建大明宫。但李渊未及宫殿完工，于次年五月病逝，享年七十岁。这位开国帝王的一生充满戏剧性：幼年丧父、中年丧妻、晚年丧子，人生三大不幸无一幸免。他亲手缔造的大唐盛世即将展开，却不得不以复杂心情见证儿子们手足相残的权力更迭。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正是这场血腥政变，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扫清了道路。
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